truth experience and eros

大学的时候,我非常不喜欢中世纪哲学课。原因很简单:我认为他们说的都是错的,而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学习错误的东西?这些智者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羊皮卷纸,解释「真理即上帝」这种莫名其妙的命题。

我现在仍然对中世纪哲学毫无兴致,但我想我越来越能够感同身受这帮死人了。

对于生活在科学世界的我们来说,真理这个概念是很被清晰地熟知的。总结起来莫非三点:1)当一个陈述描述事实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陈述是真的;2)当我们用一个理论解释事实的时候,这个理论需要在逻辑上是自洽的;3)当多种逻辑自洽的理论都能解释事实时,我们认为更简单的和更有用(pragmatic)的理论更可能是真的。

即使很多人不会像我在这里这样清晰地罗列他们对真理的认识,但从他们说话做事的方式,我们也能够看出来他们是这样认识真理的。这并不让人惊讶,因为我们的科学教育从小就将这样的真理观潜移默化给我们。

但是,如果古哲学和中世纪哲学课给我了任何的裨益,那便是告诉我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在习以为常对真理的认知,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人类经历了大量的思考,也走了许多弯路,才逐渐厘清的概念。换句话说,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真」是一个远比现在流动的概念,而人们通过思辨、推理,以及——非常重要的——对主观体验的琢磨,才逐渐让这个概念清晰起来。

我们时常会忘记主观体验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认为真理应该是客观的、冷峻的、只关乎事实的。但是,只要稍微想想,就会发现,人们对许多(如果不是所有)概念的认知,都是要依赖主观感受的。我们对「生命」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只是通过「从外界吸取能量的系统」这样的科学话语,更是在清晨奋力奔跑时变得更加深刻。我们对道德的理解,不只是通过「最大化人类的幸福」这样抽象的准则,更是在具体道德情景和道德困境中变得鲜活。

我愿意相信,当中世纪的僧侣们说「真理即上帝」时,他们一定是在混沌中因信仰获得秩序,在不知所措中因信仰获得方向,在困顿中因信仰而解脱,所以才宣告「真理即上帝」,并试图用理性为其提供辩护,以及提供理论框架。

因此,我想我现在至少是能够接受「真理即上帝」或者「上帝即真理」作为命题的合理性了,尽管我不认为这些命题是对的。

说这么多,我是想引到另一个相关的话题:是什么让爱情区别于其他人类关系?我们可以快速排出性:尽管它是爱情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朋友关系间也可以有性。在现在的中国都市里,更常见的一种叙事是:爱情关系是两个人一起打怪升级、共同成长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有一些特征:比如它是需要用心经营的,比如两个人要有类似的步调,比如两个人的情绪要足够稳定——有些类似于一个创业公司。

这样的叙事当然也没有错,我也想拥有这样的良好关系(甚至说这种叙事在中国实属先进——更常见的叙事是「买卖」)。但是这种叙事的问题是,正如所有的现代叙事一样,它是还原的(reductive)的。在爱情这个具体案例里,那些丰富的体验 —— 怅然若失也好,相思症也好,控制欲也好,不诚实也好,嫉妒也好,冲昏头脑而做蠢事情也好 —— 都被还原成了一种经营关系,一种交易关系(尽管是双赢的)。

而叙事不仅会影响我们如何诠释一项行为,更会指导我们的行为。当这创业公司叙事俨然成为主流叙事时,人们就不只是把爱情理解为「创业公司」,而是真的按照「创业公司」的方式在实践。此时,被还原掉的恐怕就是那些丰富的体验了 —— 比如说,情绪是不成熟的,是对公司发展不利的,因此要压抑和解决。

But we are members of the human race,and the human race is filled with passion。我想,如果有什么将爱情和其他人类关系区分开来的话,那便是它所提供的一种独特的关于真的体验,也就是存在主义者们常说的「本真(authenticity)」。这种真,是关乎自我和他者的。它不是在回答「事实是怎样的?」,而是在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

是在爱情里,人类有机会去直面自己的self和关切别人的self。朴实地讲,即使是平庸的大众,也至少会因为爱情而去看电影吧——这是一种对他者生活叙事的关心。即使最后终究是躺在床上刷抖音的爱情里,开端恐怕也曾有过持续到深夜的对话——因为他关心另一个人的自我,也想要将自我展露给另一个人看。

这也是为什么情绪重要,因为情绪是存在者对存在之怀疑的外显。伟大(请允许我用这么中二的词)的爱情一定是相互包容、相互怜悯和相互牺牲的,而这不是出于「两个人要搭伙过日子」这种上一辈人常说的、出于无奈的原因。是因为,伟大的爱情是一个场域,让双方都能够直面自己的恶、恐惧、怯懦、徘徊、angst、自卑,当然也有勇敢、关切、反思……是在这样的场域里,我们体验到关于自我的真,并相互解救。

早期投资如何排除不合适的创始人

越是早期的投资,越是看重项目的创始人,而非项目的商业模式。当然不是商业模式不重要,而是因为越是早期的项目,其商业模式越需要实践的验证。当一个项目从天使轮走到C轮时,说不定已经转型多次,商业模式早已不是最初的样子了。

也正是因为早期项目的商业模式会变化,甚至说,需要变化,创始人就变得尤为重要——不是因为他在一开始就有与众不同的好点子,而是因为他在被现实不断挑战的未来里,有坚韧的意志、灵活的应变、承认错误的勇气和对趋势的笃信。还有就是,对于签署股权平移的投资人来说,即使一个项目失败了,好的创始人或许会在另一个项目上成功,带来回报。

每一个创业者都是了不起的人,值得尊重。但是,对于每天看好几个项目的投资人来说,他们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创始人做出最基本的判断。这种判断或许过于武断,然而成年人的世界就是如此。

没有足够的经验恐怕是投资人排除创始人的头号原因。这不是说从大学辍学创业就会被直接拒绝,每个投资人都还是有挖掘到下一个乔布斯和扎克伯格的梦。不过如果一个毫无经验的创业者在项目没有产生盈利,商业模式尚未跑通,甚至尚未做出思路清晰的产品原型时就开始融资,我会很怀疑他是下一个乔布斯——他甚至没有基本的执行能力。

相反的,如果你曾经有过丰富而扎实的行业经历,在一些情况下,投资人甚至会不管你具体杀入哪个赛道,就在你离职的那一刻打电话塞钱给你。正如在去年,如果你作为宝洁的副总裁离职,说自己要做一个新的消费品品牌,即使你都没想好是做避孕套还是做化妆品,投资人仍会愿意给你一笔不少的启动资金。

比起有经验来说,有相关的经验更加重要。今年的消费行业远不如去年火热,投资人也开始意识到,不是所有在消费品公司呆过的人都有创造新的伟大消费品的潜力。懂品牌、懂社区运营、懂供应链的创业者才会因为他的经验而受到重视——因为这些能力是做一个消费品的核心能力。一个在消费品公司市场部,但是负责面向企业端业务的创始人,不会获得多少加分。

在一个越来越卷的融资环境下,投资者不仅会判断创始人是否从一个好公司出来,还会判断这个他是否在这个好公司担任要职。现在厉害的事业部,可能在五年前却是个边缘化的部门。一些创始人在边缘化的时间供职于该部门,却拿部门此时的荣光包装自己。对于这样的现实,我的mentor正在做一张表,梳理主要公司的重要节点,以构建关于他们的时间线,用以判断创始人们究竟实力如何。

热情或许是每一个创始人都具备的东西,因为它极易被表演出来。实际上,本真的热情是很容易判断的。投资人可以从创始人和顾客的对话中看出来他是否认真对待每位顾客,可以从产品的细节判断他是否认真对待产品,可以从他的笔记看出他是否认真研究和思考过竞品,可以从他所说和所做的GAP里看出目前优先级最高的事是什么。

好的创始人应该对一个行业有深思熟虑的趋势性判断。不了解行业的人有可能成就伟大的公司吗?也许。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母亲或者父亲因为发现和解决了育儿的某个痛点而把公司带到纳斯达克这样的故事,仿佛他们选择一个赛道和趋势性的判断毫无关系。但我不相信这样的创始人是没有对行业做出趋势性判断的——研究行业是任何一个勤奋的创业者必做的事。相信自己是天才很重要,但不该因此而懒惰。不要让投资人帮你编故事。

如何判断一个创始人对行业足够了解?我想有以下几点。第一,他了解前人走过的坑,并且能诚实地看到自己在未来可能面对的最大的风险。我们害怕遇到创始人这样说:“虽然之前所有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栽了跟斗,但因为我们在A不一样,所以我们不会栽跟斗”。我们不排除这个创始人可能找到了结构性问题的症结和解法。但说服投资人相信这点,他需要花很大力气,而不是简单的“我们不一样”。第二,他能区分真需求和伪需求。说实话,人类的需求几百来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改变的是满足需求的方式。很多创始人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惊为天人的新需求,但实际上只要稍微做些市场调研,就可以初步判断这是否是一厢情愿。第三,他了解竞品的状况,比如竞品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采用什么渠道、和谁合作过、以何种方式合作等等。

好的创始人还应该敬畏前辈和对手。任何在一定程度上成功的公司,都值得敬佩,不仅是因为创业是九死一生的事,还因为活着的那一个一定做对了失败者没有做对的事。好的创始人知道前辈和对手成功的真正原因,并且带着谨慎和决心打破旧范式和竞争。如何看待前辈和对手也会反映出创始人是否了解市场,因为无畏者常常无知。

估值超6亿的Blueglass,能否成为酸奶界的奈雪?

2021年4月,线下酸奶店品牌Blueglass正在进行B轮融资,估值超过1亿美金。 

Blueglass前身为2012年成立于北京的「阿秋拉尕青藏酸奶」。六年之后,阿秋拉尕「升级」为Blueglass,并开始扩张。Blueglass目前总共有33家门店,其中2020年新开13家。门店主要位于北京、上海的高端写字楼或商场。 

当前,主要分布于二、三线城市的「一只酸奶牛」,是唯一有较高知名度的酸奶店品牌。「一只酸奶牛」与奶茶店「一点点」类似,客单价12元左右、产品品质一般、店铺形态是「买了拿走」的小店。「一只酸奶牛」于2020年被新希望乳业以2.31亿收够60%股权。 

和「一只酸奶牛」不同,Blueglass一杯酸奶价格在40元上下,除少数店铺外,提供有设计感的堂食空间。 

「一只酸奶牛」之外,酸奶店至今仍然多以个体户的形式出现,受资本关注远不如新茶饮公司。Blueglass和一只酸奶牛与喜茶、奈雪诞生于同一时期,但却没有像后两者一样取得突出的成绩。此次Blueglass的融资,或许意味着线下饮品业态将引来一个新的热点品类。 我们将在这篇文章中试图探究以下问题:

1. Blueglass为什么这么贵?

2. 线下酸奶市场,Blueglass能否第一个跑出来?

3. 要成为酸奶界的「奈雪的茶」,Blueglass将面临哪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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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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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旧事

加拿大的假伦敦里,最该被烧掉的大概就是一个个Irish或者non-Irish 酒吧了。它们常常仅出售七八种啤酒,并且都一致地寡淡无味。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所谓的“印度淡色艾尔”,浓烈的啤酒花味配合着掺水的啤酒液,让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我宁愿喝青岛纯生。在十点之前,你也许还能和朋友们扯上几句犊子,但在那之后,整个酒吧便挤满了找不到服务生的酒客,向四周咆哮着传达没营养的笑话。每当这时,我便开始可怜起加拿大人;当然,我更可怜我自己。这时我看见一个朋友端着杯「时代」向我款款走来,我便又开始怀旧了。

我和朋友夏在鲁汶的生活能被分成几个主要阶段,阶段的划分取决于他当时所泡的不同女孩子。巧合的是,每一个阶段似乎都又和某个酒吧有着特别的联系。生活的展开和沉淀好似都发生在或围绕着这些大大小小的酒吧。你们一定想听夏泡妞的故事。但是我也有我的难处,对不对。我要保护他的隐私,这样他才不会把我的秘密透露出来报复我。所以很遗憾,我只能讲讲这些酒吧了。

Den Brosser应该是我们最早去的那家了。才到鲁汶不久时,哲学系中国学生的唯一一次酒吧聚会便在那里。很多酒吧不提供食物,但允许自带。我们在对门买了很多炸薯条,就着啤酒吃起来。记得那天晚上来了六七个人,聊了很多福科,聊了很多中国政治,也聊了很多似锦前途。其实大多数学哲学的人也很闷,之后便不怎么来往了。Den Brosser 有个弹子球游戏机。每次去上厕所都能看见,但是到离开鲁汶我都没玩过。它还有个特点是小便池和马桶间挨得特别近,几乎是逼着你给刚出来的人表演节目。有次夏约了两个日本姑娘,找我一起喝酒。其中一个到了局末才出现,穿着件鳄鱼牌红色毛衣。她几乎不怎么说话,和夏一样,所以我就记得这么多了。另一个姑娘叫「悠月」,表情动作有些夸张,说到激动之时,双手比出两支手枪,向夏射了两枪,好似动漫里的人物。

之后我们渐渐和一个教育系的叫珊珊的人熟了起来。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去一个叫「蓝猫」的爵士酒吧。我们总叫它「布鲁斯酒吧」。每周一晚上都会有乐队来表演爵士乐,可从头到尾我只听过一次现场。它太小了,能坐人的地方只有二十来平方。周一晚上很难挤进去。据说那个乐队表演完常说的一句话是「这是唯一让我非得说英语的酒吧。」那天我们三个人坐在拥挤的人群里,夏给珊珊画着肖像。他那时才开始学画画。笨拙的线条渐渐勾画出一幅滑稽的人脸。坐在一旁的酒客让夏给他也画一幅。我难以相信我的耳朵,更难相信我的眼睛。画毕,他笑着说:「画的真好,我会好好保存的!」卧槽。

珊珊是一位成熟女性,在她来读教育系之前,她已经在北京工作了些时间。她有句话让我记忆尤新:「要是在北京,像夏这种人,我都不会多看一眼!」我觉得「这种人」里,也包含了我。她像个大姐姐,无时无刻不在照顾身边人的感受,希望大家都能玩的愉快。我们常去她家吃火锅,直到有一天我和夏达成了「火锅是粗鄙食物的象征」的共识。她家里总是备足了食物和酒。我的印象里,在她家的那些聚会总是痛快的。那些聚会之后,我和夏一定会在某个建筑工地撒个野,然后骑着车,在风中继续未完的对话。

再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一位叫雅思姑娘加入了我们的喝酒队伍中。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产生一种「这帮人除了喝酒啥都不会做」的想法。这样的论断只能说几乎正确,因为我们也逛博物馆美术馆到处瞎走拍照片什么的。虽然在一起玩了很久,可我到现在也不是很了解这个人。她给我的感觉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奔波于各摄影展之间。但她又是我周围少有的能把缥缈和实际的东西区分开来的人:她现在在上海某医药公司工作,在某环上买了套房。

至从这个四人帮组建后,「条形码」就成了我们对抗经院派学术的根据地。条形码是个水烟酒吧。点一壶水烟可以坐着抽一晚上。抽水烟时,我喜欢喝点一杯茶,为接下来的畅饮做好准备。那个时候,我深陷爱情的苦海,趁大家都喝高了,拉着所有人给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念卡夫卡的《爱的险境》和博尔赫斯的《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丢人不是一点点。后来雅思把这事记在她日记里了,我的愚蠢形象就如此保留在人世间。我们也经常去「市中心的杰克」, 那是一个台球酒馆,算是比较大的了。我们有时打打台球,每次都以我或着我队的失败而告终,以至于我再也不想参与这类不公平的比赛游戏。于是我们大部分在「市中心的杰克」的时间都是坐在沙发上聊着海德格尔度过的。

后来雅思回国了,我去了哥本哈根,夏从哲学系转到了人工智能。我回到鲁汶时,珊珊和夏已经不怎么联系了。夏交了个女朋友,叫小柴。那段时间,我总去哲学系对门的「老干部酒吧」。之所以叫老干部酒吧,是因为里面的酒客平均年龄不低于五十岁,就连服务生看上去都至少五十岁。那个酒吧有个火炉,我喜欢坐在那个火炉边的桌子上,尽管它不比其他位置更温暖。有时我和珊珊在那见面,有时我和夏在那见面,有时我和新认识的人在那见面;只是无论如何,很少三个人聚在一起了。往日的热闹不在,喝酒也草草而止,没有了以前的痛快。

我还像往常那样度过每一天。白天去哲学系听几堂课,在图书馆翻几页书,去大广场或公园里上晒太阳。大广场上有个巨大的雕塑:一只甲虫被十米长的针戳死在广场中央,高高立起。公园里有棵树,长了张人脸,两支树干像双臂一样向上举起。天气好时,公园里弥漫着大麻的味道,味道在人群里穿梭。一次,我、夏、还有柴,买了三盒外卖,坐在公园的池塘边,用别人送的大麻叶卷了一只巨大的大麻烟,却找不到打火机。到处询问,借到一只打火机,三个人就一边看水里的大鸭子带着小鸭子游泳,一边递着烟卷吧嗒吧嗒起来。夏后来把外卖的汤汁到了一地,非常现眼。我问夏从哲学系转到计算机系是怎样的感觉。他说很忙。他给我的感觉还是很迷茫,虽然说找不到工作的迷茫和学哲学的迷茫不是一种迷茫。我问他要不要晚上一起喝一杯。他拒绝了,说要做作业。

要离开鲁汶最后的那几天里,我、珊珊、夏最后一次一起喝酒。我们在一个从未去过的阴暗酒吧里,继续谈论着那些翻来覆去扯了无数次的古老问题,好似这不是最后一次,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结语。那天没有酣畅的对话和快乐的痛饮。被老板赶出来后,我们是不是自己又买了一堆啤酒在马路上瞎溜达?记不得了,总之分离时天已微亮。

You Are Taxted

很久没吃麦当劳了。今天去买菜时顺便吃了一顿。看见疲惫的麦当劳员工疲惫地帮我点餐,想到了一个萍水相逢的人:Drew。

那时候真是穷啊。没有钱交学费,只得到快餐店打工。我就是在那里遇到Drew的。他才入职的那几天,沉默寡言,只对顾客微笑着小声说话。那个餐馆卖的是一种和Kebab几乎一模一样的食物。最开始让我注意到这个小伙子的,是他缓慢的工作节奏——他缓慢地把烤肉放在面饼上,缓慢地添加蔬菜,缓慢地淋上希腊青瓜酸乳酪醬汁。他的迟缓让我对他的智力有些怀疑。我向来是厌恶愚蠢的人的。

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他看到纽约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他说这个作品是个带把手的机器,机器里装满了硬币,而当一个人不断转动把手时,那些硬币就会掉落出来。大概一小时掉五美元。Drew问我这是不是对我们在做的无聊工作的隐喻。从那时起我便喜欢上了这个小伙。

每当工作有了空闲,我就找他聊天。我记得他比我小两岁。他以前得过抑郁症,曾在一年里卧床不起。他说他要在脚踝处文上一条锁链,以纪念这段历史。他很幽默,总能用精准的言语生动地描画出一幅荒诞的情景,让生活的苦难化解在笑声里。他的对词汇熟稔的把玩总让我心生敬意。我对他说:你应该读大学的。他说他没有这个自信。他有个在网上认识的女朋友,她和他妈妈有时开车接他回家。一次他说他在网上看到日本人已经不约会了,因为没有时间,「我不明白,怎么可能连约会的时间都没有!?」

可是我们终究没有成为朋友。我总是被穷困和生活本身所困扰,没有精力去维系任何的友谊。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酒吧的读诗会上。那时我已经辞职,他刚从快餐店赶来。我们点了沙拉和啤酒,聊着我离开后快餐店的情况。他说他们又招了一个中国学生。读诗会上的一个女服务生很美,她在中场的时候站在雪夜里抽着烟。

之后他发过一条短信。我没有回他。我的旧手机总是丢失短信,但是这条短信竟莫名其妙地一直保留着。

无论如何,我希望他现在过得好。

都是为了科学:危地马拉人体实验


左:一名女性精神病患者的梅毒性硬下疳。她两次暴露于梅毒,经过一些治疗后去世。右:2016年9月3日,危地马拉梅毒实验诉讼的一位原告,时年91岁,坐在他儿子家的走廊上。照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Photo by Carlos Duarte



“波塔(Berta)是精神病院的一名女病人。

“1948年2月,她的左臂被注射了梅毒。一个月后,她患上了疥疮(由螨虫引起的皮肤瘙痒感染)。

“又过了几个星期,卡特勒医生发现,注射梅毒的位置出现了红肿,而波塔的手臂和腿出现了皮肤损伤。她的皮肤愈发不健康,从身体剥离。波塔在注射梅毒三个月后,才得到治疗。不久后,在8月23日,卡特勒(John Culter)医生写道,波塔看起来好像要死了,但他没有说明具体原因。

“同一天,卡特勒将另一名男性受试者的淋病脓液放入波塔的双眼,尿道和直肠。他还再一次用梅毒感染了她。几天后,波塔的眼睛充满了淋病的脓液,她的尿道出血。

“三天后,8月27日,波塔死了。” [1]


梅毒导致的皮肤损伤/Wel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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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吉之死:一场引发刑事诉讼的实验室事故

十年前的今天,当西哈巴诺·桑吉(Sheharbano Sangji)走进分子科学楼4211实验室时,初入新校园的快乐心情可能还尚未完全消去。她收到助理研究员的聘书,在十月中旬加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帕特里克·哈兰(Patrick Harran)教授的实验室。哈兰教授年轻有为,在2008年7月,即将过三十八岁生日时,被UCLA聘为D. J. & J. M. Cram基金教授,从德州大学搬到洛杉矶,手握320万美元启动经费。

对于师徒两人,洛杉矶都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始。然而,一系列回头想起来甚至有些愚蠢的疏忽,让徒弟丢了性命;而师傅和学校,则因违反实验室安全条例,遭到刑事指控。诉讼长达六年之久,直到今年九月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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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究竟哪里不道德(二):对话伦理学家

时至今日,各方调查结果还未公布,贺建奎本人在香港峰会后也不知踪影。在等待相关机构调查之时,我邀请到六位生物伦理学家深度剖析,共同讨论基因编辑技术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怎样的伦理挑战。

这六位伦理学家,分别为大连理工大学伦理学教授王国豫,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翟晓梅,纽约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马修·廖(Matthew Liao),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皮特·辛格(Peter Singer),牛津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朱利安·萨瓦莱斯库(Julian Savulescu)和哈佛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格林·科恩(Glenn Cohen)。

对于贺建奎的具体、单个实验是否道德,社会和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第一,目前CRISPR技术用于人体仍有巨大风险;第二,HIV病毒在体外受精过程中,已经通过洗精去除,再做基因编辑无必要;第三,知情同意情况并不明确。

本文要探讨的,是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可能将对人类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对人类社会带来的伦理挑战。

对于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探讨刚刚开始,亟待科学家、伦理学家、法学家、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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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的闭环

“中国对艾滋病的认知太落后了。欧美国家五年前就开始谈PrEP(暴露前预防),而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还不知道PEP(暴露后预防)是什么。”流逝对我说。我们坐在一个鸡尾酒餐吧里,光线昏暗,周围放着轻节奏的音乐。

这个餐吧是整个同性恋多元文化中心的一小部分。除了餐吧,活动中心还有夜店、艺术展览馆、社群活动室,以及艾滋病快检室。流逝是这个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

乌拉圭中国简介三十周年展一隅/Des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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