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裔与公正

站在哈佛广场支持“平权法案”的学生

哈佛申请季刚刚落幕,不久前告一段落的哈佛亚裔招生歧视案愈加受关注。普遍认为,此次诉讼不仅涉及招生,更是在讨论高校校园的歧视、偏见和多样化,同时也是在测试最高法院对于高等教育平权政策究竟有多坚定。

哈佛大学正经历一场复杂的审判。

诉讼由学生公平录取促进会(SFFA)在2014年提起,控告哈佛大学录取本科生时歧视亚裔美国人。今年10月,诉讼正式开庭,举证辩论长达15天,直至11月初。波士顿联邦法院最早将于明年春季给出判决。

回到刚刚结束的庭审现场外,两支游行队伍分别集聚波士顿的两个广场,更直观地展现出庭审双方观点的微妙差异。

科普利广场上,聚集着一些中国面孔的人们。不同的是,他们手持星条旗,举着红蓝基调的纸板,纸板上写着:“我的种族不该对我的大学申请不利”。两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拉着一条横幅,横幅标语“停止种族歧视!为什么只有亚裔美国人(受歧视)?”的周围,是几十个签名——主要是中国人的名字。

在查尔斯河的另一岸,两百余哈佛学生聚集在哈佛广场上。除了华裔,也有其他亚裔,他们的祖辈来自南亚、东南亚。洁西卡·唐(Jessica Tang)是集会的一员,她对美国的种族歧视不乏认识:“在美国,不光是在K-12阶段,在大学里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他们也举着标语:“多元不是歧视”,或者“华人支持种族公正”。

不深入了解,你也许会以为这两支队伍正为同一个目标游行,实则不然。在法庭内,一场对亚裔美国人有重要意义的诉讼正如火如荼。两支队伍分别支持原告方和被告方。

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11246号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各部门及与政府有商业关系的雇主,实施“平权法案”,即采用矫正歧视的积极措施,在录用人才时考虑申请人的种族,以纠正历史不公。哈佛支持平权法案,也从不避讳自己在录取过程中将种族因素纳入考量的事实。但2014年,一个名为“学生公平录取促进会”的亚裔组织,控告哈佛大学在录取本科生时歧视亚裔美国人,导致本应被录取的学生无缘哈佛。

案件本身虽不直接涉及平权法案,原告方却已在开庭前多次强调,唯有将种族考量从录取中完全剥离,才能维护录取公平。科普利广场上的人群正是在为原告方打气。

而哈佛广场上的学生们则认为此次诉讼是对平权法案的攻击。他们支持哈佛在录取过程中考虑种族,并支持哈佛录取更多元的学生群体。他们相信种族公正不只关乎亚裔,并批评反对平权法案的人是一时头昏,被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利用。

我和三个亚裔美国人对话——申请哈佛失败的人,成功的人,面试官——想知道对他们来说,族裔与公正意味着什么。

失利者:性格分被压低?

坐在科普利广场中央、戴牛仔帽和墨镜的吴晓樊,有一个让他自豪的儿子。

移民美国二十年后,他仍是一个通讯设备技术人员,而妻子则开了家小中餐馆。算不上殷实,却也能满足普通人对美国中产家庭的想象,在奥兰多买了带花园的房子。武汉大学毕业的他,认为今天能逃离唐人街,就是因为自己受过的教育和拥有的技术。他希望能把孩子送到世界最好的学校。“哈佛听起来像是个不错的选择”,他笑道。

全科一等、SAT几乎满分、学校游泳队队长、科学奥林匹克社团主席、高中辩论队主席、在当地医院做志愿者、获得过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他细数出了一系列他认为哈佛青睐的特征,每多数出一项,都像是在说,哈佛又少了一个不录取我儿子的理由。但哈佛还是拒绝了他的儿子。除了哈佛,吴晓樊儿子休伯特·吴还被其他三所常青藤大学拒绝录取,最终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吴晓樊不愿告诉我他儿子的联系方式,而我是在伯克利校刊上找到休伯特·吴这个名字,并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上他。

最初,休伯特很疑惑,但说不上愤怒。他觉得伯克利挺好,但还是在父亲的劝告下,向教育部民权办公室投诉了哈佛和其他两所常青藤大学,称自己不被录取是因为遭到了种族歧视。“我们班上有一个成绩和课外活动不如我的同学去了康奈尔大学”,休伯特说。但他很谨慎地评论哈佛这个案子,“录取过程中究竟有没有歧视亚裔的现象很难说。双方都呈现了很多数据,证据库非常繁杂,用不同的分析方式分析录取数据也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

电话那边传来微小的叹气声,休伯特说他现在对这件事没有太强烈的情绪,却很开心现在自己在伯克利,一个三分之一学生都是亚裔的校园。在原来那个私立高中,他觉得自己总是在刻意地融入白人学生的世界。他想摆脱那些在亲戚身上观察到的、和中国有关一切态度、习惯和信仰。他记得高中时,每次和父母走在街上,听到父母用带口音的英语和售货员讲话时,他就感到尴尬。休伯特的高中朋友常说,他们从来没有把他当做中国人,而是把他当做美国人。“我知道他们是出于赞赏的态度在说这些话,而我那时也出于对自己种族的不安全感和自我厌恶,欣然接受。”休伯特说,“这让我感觉不那么孤独。”

吴晓樊认为,此次诉讼案里,争议最大,也最能显示亚裔被区别对待的数据,是亚裔较低的“个性分”。哈佛大学在录取时会考虑超过200个关于申请人的因素,除了成绩,还包括“父母是否是哈佛校友”,“父母是否双亡”,“参加的高中有多少学生在贫困线以下”这样的信息。但总的来说,申请人有掌控力的部分,无非是学术、课外活动,和性格。亚裔在学术和课外活动上得分很高,却在性格得分垫底。

“哈佛为了招收更多的黑人和拉美人,当然,还有白人,故意压低亚裔的性格分。”吴晓樊推测。他认为,哈佛取消平权法案,才能做到唯才录取,而他本应去哈佛的孩子则成了哈佛种族政治的牺牲品。我问他说,即使知道哈佛在做这样不公义的事,他也愿意把孩子送去一个不公义的机构接受教育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毕竟是哈佛。(去哈佛)会对他以后的人生会非常有益。”

很难说申请哈佛失利的是休伯特,还是休伯特的爸爸。

成功者:打破刻板印象

在洛杉矶出生的乔少华,虽然已从哈佛毕业,成为一名高中老师,却也在开庭的前一天,与吴晓樊站在不同的广场上。我打通他电话时,被他奇异的中文惊讶到:虽然缓慢的语句里夹杂着刻意的儿化音、当代汉语不常用的中文词,以及英文,他清晰的思路和精简的表达让人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思维敏捷的人。

大多数华人都会学习中文,但他们大都在离开语言学校后,因为缺少使用机会而渐渐遗忘。乔少华没有刻意使用中文,而是因为参加社会服务,逐渐熟悉了中文。他在波士顿的中国城里教刚到美国的中国移民讲英文,帮他们翻译,给他们的孩子上补习班。他说,在美国人眼里,无论是出生在美国的华裔,还是刚到美国的移民,或者中国留学生,都属于一个社群:中国人。他也这样定位自己,并因此在华人社群里“干活儿”,想要改变美国的不公正和不平等。

“在美国,歧视不是说别人在大街上骂脏字儿,而是一系列针对少数族裔的态度。”乔少华说这种态度即使在哈佛大学依然处处存在,比如许多艺术活动团,几乎只有白人能申请加入,因为这些艺术团里多数是白人,而他们又负责决定谁能加入——这种态度不一定来源于白人的歧视,却至少显示出他们对亚裔和其他文化的不理解。学校的医疗系统存在同样的不理解。对于心理疾病,患者需要和心理医生交流多次,然而许多少数族裔学生都会在第一次后悻悻而归,再不光顾。“他们发现心理医生根本不听自己在说什么。心理医生看到亚裔,就不停问是不是家长给了他们太大的压力;看到非裔学生,就问他们是不是觉得学业太难”,乔少华说。在美国,亚裔常被刻板地认为努力却无趣,聪明但无领导力,他们的父母则是“虎妈狼爸”。

哈佛的录取程序中,“校友面试”(alumni interview)是重要的一部分,面试官是哈佛毕业生,将通过推荐信描述申请者的学术、课外活动,和性格,并分别打分。推荐信将成为招生官了解学生的重要依据之一。我们有理由质问面试官是否也会戴着刻板印象看亚裔申请者。哈佛法学院教授杰妮·石·格尔森(Jeannie Suk Gersen)曾在竞争奖学金时,被面试官夸奖说她拥有亚裔学生少有的独创性和同情心——也就是说,在那个面试官眼中,亚裔学生多是缺少独创性和同情心的。

由于诉讼案的开庭,许多不为人所知的材料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包括一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于1990年代针对哈佛招生系统给出的调查报告。报告总结到,虽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哈佛在录取过程中区别对待亚裔,但面试官的一些评论包含刻板印象,需要注意,比如“他很安静,而且,如我所料,想当个医生”,以及“他很努力,但并不像是个能成为杰出学者的人”。招生主管威廉·菲茨西蒙斯(William Fitzsimmons)在法庭上作证说这些评论并不具代表性,并且“招生团队对推荐信里的此类描述极为反感”。

乔少华高中时也听过哈佛在录取时歧视亚裔的传闻。但他不相信,因为他查找资料后认为,自平权法案颁布以来,亚裔受益良多,如果录取考虑种族,那也是往积极的方向。“当时我参加了好几个面试,只有一个是亚裔面试官,然后他在的那个学校把我拒绝了”,乔少华笑着说。

哈佛大学派了一个非裔面试官给乔少华。与其说是一场面试,不如说是闲聊。他没有试着表现自己学术的优秀,反倒问面试官什么是“有机化学”。之后,他发现面试官和他一样喜欢跳舞,便聊了自己喜欢跳拉丁舞,以及自己的拉丁舞伴。他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惊人之作,却对诗歌充满极大的热情,就问面试官哈佛有什么组织能继续他的热情。

乔少华相信,无论是学术,还是课外兴趣,都是他被哈佛录取的原因。“有太多成绩优秀且课外活动丰富的学生申请哈佛了,你必须在很多方面都极为优秀才能被录取。”他不知道,哈佛并不只认同大众眼里最熟知的那些优秀。这点从法庭披露的面试官手册中得以窥见。手册的前言里,原录取常务委员会成员海伦·温德乐(Helen Vendler)急切地鼓励面试官意识到哈佛并不只是需要医生和金融分析师,还有艺术家、作家和诗人:“(他们)常常不会是全优生。他们从事的艺术奖励创造力、独创性和密度,而不是学术优异;他们常常内敛,而非直率;他们更看重洞察力,而非重复学习。但这些不寻常的学生,将成为让我们骄傲的校友”。温德乐希望面试官去思考面试应该问怎样的问题,才能将这些不起眼的天才发现。她也质问整个招生办公室,是否有足够信心去录取一个数理化刚及格、完全没有课外活动记录的写作天才。

可能是因为自身受歧视的体验,乔少华对别的少数族裔在美国的生活状况也格为同情。

到哈佛以后,他把对诗歌的热情让出一些,给了社会活动,开始到唐人街教英语、做翻译。他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中国移民美国的历史,去和非裔、拉丁裔教授喝咖啡、吃午饭,了解他们如何克服社会阻碍,成为大学教授。他也强调,哈佛录取时,对非裔和拉丁裔族群的照顾是必要的,也不会严重伤害亚裔:“我们假设每年有40000人申请,录取2000人(录取率5%)。假设哈佛真的对非裔和拉丁裔有配额,比如600人,其中只有一半的人足够优秀,另一半是送的。一个亚裔学生的录取率只会因为这个配额从5%,降到4.25%。而且,这里我们假设了亚裔没有受平权法案的照顾。”

乔少华相信,真正的歧视不在哈佛和申请者之间,而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比如之前提到的那些来自面试官的评论,或者白人心理医生对其他族裔的不理解。他认为,歧视当然存在,但这种歧视是无法通过取消平权法案而改变的,甚至需要平权法案。在美国,族裔间的鸿沟非常大:和另一个民族的人说话,就像在和另一个世界的人说话。乔少华相信,改变这种歧视,需要刻意的交流训练和文化训练;同时,要用数据和实证研究让人们了解美国的真实状况。

乔少华并不知道,很少有人有空闲,或者意向去了解另一个族群的生活和苦难。他也不知道,很少有人愿意阅读晦涩的研究、调查繁复的数据、辨别真假难分的新闻。而愿意花时间做这些事的人,常常不是种族主义者。

评判者:抽象化的面试

我很早就认识柯时,知道他对哈佛的招生过程颇有不满。所以当我知道他已经担任校友面试官多年,并已面试过三十余位学生时,很是意外。他说哈佛录取过程让他最不满的地方,是不透明。善意地理解,这种不透明是为了保持录取过程的灵活和全面;恶意地理解,这种不透明可以用作区别对待少数族裔的工具。

哈佛在歧视申请者这件事上可是有前科的。约100年前,美国的精英社会还主要是清教徒,而新移民群体则主要是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犹太人的先辈赴美之前,在欧洲社会地位较高。赴美后,他们的小孩学习也很好。很快,许多犹太小孩进了哈佛这样的常春藤大学,从1900年的7%到1922年的21.5%。当时的美国社会对此非常不满。哈佛校长劳伦斯·罗威尔(Lawrence Lowell)因此提出要对犹太人限额:每年只有15%的新生配额给犹太人。该政策遭到校董事会的强烈反对而流产。当时哈佛录取学生还只看高中成绩的,在1923,配额失败的罗威尔校长成功推行了另一政策:将学习成绩外的“性格”纳入考量范围。此后,犹太人学生入学占比迅速下降,维持在15%左右,直到1960年代。

除了上述“前科”,柯时认为哈佛区别对待亚裔很重要的一个证据是:无论是学校老师给的推荐信,还是校友面试出具的推荐信里,亚裔的平均性格分与其他族裔没有区别,但最后负责做决定的招生官却给了亚裔最低的分数。哈佛在法庭中针对该质疑的回应是:最后的决定由40人构成的招生团通过几周的讨论和复查得出,任何量化的分数都不起决定作用。

无论一个选拔机制如何尽力,也无法真正做到全面地了解和考察申请人。大学申请的过程,就是把具体生动的个人不断抽象化的过程,唯有那些在抽象化后依然耀眼的个性和才华,才能留下。哈佛也不例外,招生官最终能看到的,无非是一系列的二手报告。

面试的时间有限,推荐信的篇幅也有限。柯时会在面试时尽量去谈申请人感兴趣的事,让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才华展现出来。很多时候,他只能重复地用“有幽默感”,“很自律”来描述一个申请者。他时常被孩子们的经历和答案所打动,却只能概括性地写下一句话:他/她曾经面临过某某困难,并用某某方式解决。“最后我知道我每次都会写这句话,但这句话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几乎所有被面试的人都克服过某个困难,这种评价无体现他们经历的独特之处。”柯时说。他最后用“残酷”来形容这个抽象化的过程。“我不相信招生官能从这几个词里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

但也有让他印象深刻,不知道如何概念化的人。那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女孩子,她在芝加哥最好的学生乐团做小提琴手。柯时问她喜不喜欢小提琴,她想了一下,没有回答,却跟柯时讲起了管弦乐团里的政治:负责乐团面试的事实上是各乐手的私人家教,因此哪个学生能当上第一小提琴手、第二小提琴手全看自己家教在乐团里的权力。他们又谈到游泳,她又和柯时讲游泳队里的政治斗争。柯时一时失语,不知道怎么概括,直接把她说过的话写进了推荐信。

交谈中,我感到柯时对非裔和拉丁裔孩子记忆更深。每次谈到他们,他的语气中带着那种关于人的、最纯粹的关怀和敬佩。非裔和拉丁裔学生的学校常常位于最贫穷、最混乱的社区。这些学校为了管理学生,会非常严格,甚至采取“关小黑屋”这样的极端措施。柯时发现,这些孩子的身上常常透露着一种坚韧。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墨西哥裔姑娘。她不断跟柯时说自己的学校如何严格,柯时不胜其烦,问她你的人生追求是什么?她回答说:“让父母安心。”

柯时相信,这些少数群体是应该得到“照顾”的,他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让他们和其他人的竞争不公平。事实上,与其说是照顾,毋宁说是哈佛希望找到那些“被社会环境限制,尚未发挥潜力的人”。面试时,家庭困难会被专门报告。同时,面试官被告知不要太重视一个申请人的思辨能力,因为思辨能力的好坏和是否经过训练的关系非常大,而哈佛重视的更多是申请者的天赋。

柯时通过这些面试,强烈地意识到出身对人的巨大影响,也因此认为平权法案是一个死板且容易造成冲突的社会工程。当学校按照既定配额录取,包括亚裔在内的各族裔都会种族意识高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族裔和自己能从学校取得的资源配额挂钩。这相当于把整个社会分成多个对立的小群体,引发群体冲突。“要实现社会平等,不能等到十八岁,要越早越好。美国的教育资源极度不公平,甚至超过中国。我们应该努力让这些孩子在早期就获得更平等的资源。” 柯时说。

(文章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9期。文中吴晓樊、休伯特·吴、柯时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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