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人类基因究竟哪里不道德?

2018年11月26日,中国教授贺建奎首次在人类身上完成基因编辑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贺教授也成为众矢之的。科学共同体内,“不伦理”的批评声不绝于耳,更有一百余位科学工作者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该研究的“疯狂”:“(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进行人胚胎改造)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门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

可是,他们说的“伦理”究竟是什么?伙计,我是说除了“《中国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明确规定不许编辑人类基因”、“欧美科学家分别谴责”以外,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基因编辑?

编辑人类基因究竟哪里不道德?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谈谈。

在目前这个时间点,用CRISPR技术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显然有问题,因为正如科学共同体发表的声明所说,目前将该技术用于人体还有巨大风险。对于用在人类身体,且对人类健康有重要影响的技术来说,谨慎的试验非常必要,因为我们不应该鲁莽地给别人带来伤害,或者鲁莽地让别人承受过高的风险。

不过,要是技术问题解决了,且在动物身上试验多次都没有问题,是不是就可以编辑人类基因了呢?如果仅仅只有这个麻烦,那基因编辑作为一种技术,并无特别之处。

但从网络上的讨论看,大家似乎觉得还有其他伦理问题潜藏其中。百余位科学家们的共同声明将“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和“更重要的伦理”分开,本身就暗示了他们说的伦理,可不仅仅是技术不成熟带来的风险而已。

他们在说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伦理原则,而这种原则将基因编辑和其他技术在本质上区分开来。可这个原则究竟是什么呢?它又真能说服我们相信基因编辑“不伦理”吗?

优生学

一个常见的反对基因编辑的论点是:“今天你编辑基因让人对艾滋病免疫,明天你会不会编辑基因人的肤色、长相、智商?”我觉得这听起来挺酷,但问这句话的人可不这么想,他们会拿基因编辑和优生学相比,让人联想到希特勒追求纯洁人种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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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优生学海报,上面写着,“只有健康的种子值得播种”

不过,基因编辑和优生学除了人为改造性状这点相似,其他部分却相差甚远。首先,希特勒老师追求的优生学可是把某个特权阶级的特殊癖好强加在所有人身上,并且由一个集权政府负责在整个社会上强制推行。我不觉得基因编辑一定会被某个集权政府强制推行,并把所有人都改成一个样。如果说整个社会真的礼乐崩坏,都有把自己下巴削尖,眼镜割大,皮肤漂白,像抖音国里一样,我觉得这不是基因编辑的问题,是民族审美问题(这样的民族也许本该消亡)。

一个针对某类行为的伦理判断,总是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关于道德原则,另一部分则关于事实

“你不应该在家抽烟,因为那样会伤害到你老婆孩子”就包括“你不该伤害你的老婆孩子”和 “你抽烟会伤害到你的妻子和孩子”两个部分。只要其中一句话不成立,就没人能说你在家抽烟不对。这个区分很重要,会在后文里再次提到。

持“优生学论”的人,也假设了不一定成立的事实判断。比如,“只有富人能编辑基因”。在意社会公平的人可能会反驳说,有钱编辑基因的人将使自己的后代拥有穷人没有的机会,比如编辑过的智商,让“富不过三代”从此成为过去式,贫富差距再次拉大。

可为什么基因编辑不能因为广泛的可及性,让人与人之间更平等呢?毕竟,各位现在的成就可不是全靠自己努力,也一部分源于出生时的好基因呀。既然我们无法判断未来世界的政治世界是怎样的,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倾向于反对基因编辑。

同时,这种优生学的观点也犯了严重的滑坡谬误。“明天你会不会编辑基因人的肤色、长相、智商?”答案是不一定,因为我们能明确区分针对“疾病”的消极性编辑和针对其他性状的积极性编辑。允许通过基因编辑治疗听觉障碍、语言障碍、视觉障碍等疾病,并不必然指向“允许编辑所有性状”。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疾病”这个概念并不清晰,甚至是一种社会构建:70年代我们还认为同性恋是疾病;很多人现在认为一系列精神疾病也不应该被治愈,而是让“患者”以其独特的方式生活;美国也有聋人组织,认为耳聋并非疾病,不希望自己被治愈,甚至只想养育耳聋的孩子。如果“疾病”是一个人造概念,那么“优生学”的反驳也许是成立的。

“疾病”是不是人造概念本身是一个复杂且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我这里并不想说服这些人,而只是想说:只要你认为“疾病”确实客观存在,且能与身高、眼睛颜色等性状明显区分开来,那“优生学论”便是滑坡的。

人类赖以存续的基因多样性

“优生学论”站不住脚,于是就有人说,“即使故意修改一些人类性状本身没有问题,可这种大规模更改会导致人类基因单一,而基因的多样性是物种赖以存续的重要原因。”

拿高中生物课本里的英国蛾子打比方:之所以这些烦人的蛾子能活下去,就是因为他们有黑白两色。想象一下,如果这些蛾子把自己都编辑成白色(可能是因为白色更美),那他们则会在曼切斯顿下一场巨大污染下一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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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蛾子,白蛾子

持“基因多样性说”的人觉得,对自然界来说,不存在“好基因”和“坏基因”。如果人类一味追逐自以为的“好基因”,可能也会在环境的突然改变下,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最终自取灭亡。

我们之前谈到,一个道德判断得以实现,需要道德原则和事实描述同时成立。可“基因多样性说”在两方面都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基因多样性说”假设了人类存在的绝对客观价值。但对自然界来说,不光不存在所谓的“好基因”,更不存在值得存续的物种——对于自然界来说,人类和苍蝇的价值是一样的,两个物种灭绝,大自然不会叹一声气。

因此,我们之所以认为人类值得延续,不是因为上帝视角下,这个种群客观地值得延续,而恰是因为我们作为个人,能够主观感受到幸福与痛苦,并将这种感受推至他人。人类的集体价值,来源于具体个体福祉的总和。

人类个体可以出于超义务的情感或审美牺牲自我,但人类不该为了延续一个抽象集体的存在,牺牲具体个人在获取幸福上做出尝试的自由,包括基因编辑。

说完道德原则,再谈事实描述。“基因多样性说”起码有两个事实假设,包括“使用基因编辑技术,人类的基因会趋于单一”,及“环境变化后,人类无法使用基因编辑技术让自己适应环境”。但是,这些事实预设似乎有些杞人忧天了: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编辑基因,让自己变得更酷,更独特。我们也可以在环境变化后积极反应,利用基因编辑来适应新环境。

与“基因多样性说”相关联的一个论点是:基因编辑对人造成的影响是不可逆的,因此和其他药物不同,对人类有持续持久的甚远影响。这个论点并不成立。假设我编辑基因,治疗好了我的耳聋一方面,如果我愿意,可以随时把耳膜戳破。另一方面,如果我愿意,可以对我的后代再次编辑,让他们重获“耳聋基因”。

美德

著名道德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在讨论基因编辑等“人类增强术”时表达了自己初探生物伦理议题时的苦恼,“科学发展的速度远远快过道德理解时,人们便难以诉说(面对新技术时的)不安。我们无法用自由主义社会中诸如‘自主权’,‘公平’,‘个人权利’等词汇装备自己,去面对克隆、设计婴儿、基因工程等问题带来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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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的《公正》公开课,曾是许多人政治哲学的启蒙

桑德尔尝试用极老派的方式,回应基因编辑等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诉诸美德。

如果能够通过基因编辑技术让一个人的肌肉长得更大更有力,听起来像是个不错的事。不过,如果把这个技术用在运动员身上呢?奥委会表示担忧,因为基因技术带来的肌肉增强显然是尿检不出来的。

肌肉增强显然能让人做到更快、更高、更强。可为什么奥委会,甚至大众,都会觉得无论是嗑药,还是基因编辑带来的基因增强,好像都有那么点问题。而且,似乎不仅仅是伦理问题——当我们知道一个人是因为嗑药,或者基因编辑打破了世界纪录,我们还会欢呼吗?

似乎,在我们衡量一个人的成就时,努力和天赋同样重要。甚至说,努力更重要。但如果我们能通过编辑基因的方式“作弊”,让人类拥有猎豹的肌肉,我们便很难再欣赏跑步这项运动。第一名的胜利不再是他本人的胜利,而是他基因的胜利。

很多体育运动都允许使用一些工具,增加人类不具备的能力。但一个运动能使用的工具,又都是有限度的。比如跑马拉松,选手可以穿跑鞋——跑鞋绝对增加了他们的防滑,也减少了脚步受到的缓冲。也许选手还可以戴个发带,用来吸汗和固定头发,没问题。不过,要是有人穿溜冰鞋来参加马拉松,他肯定是来捣乱的,因为作弊得太嚣张。

为什么穿溜冰鞋参加马拉松就是作弊,而跑鞋不是?似乎是因为,跑鞋虽然确实增加了我们的能力,但却并未改变马拉松运动的本质

当基因编辑进入到这些传统的人类活动中,我们不得不开始面临一系列问题。拿马拉松打比方——如何衡量一个人在马拉松上的成就?马拉松运动本身是否还有意义?是否还存在真正的马拉松运动?

在之前,我们被一系列自然条件限制,并在限制之中通过训练逐渐进步。这种进步不光是个人的,也是代际间的。人类崇尚体育,正因为体育包含着“通过努力在竞赛中做到最好”的美德。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将这些古老美德和活动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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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6秒到9.58秒,人类用了118年

持“美德论”的人担心,这种消解不仅会发生在体育赛事里,也可能在任何重要的人类活动中。小提琴家的高超技艺,不再是努力训练的结果。强壮的身体,不再是举铁的结果。个人责任感的建立,不再是每个主动选择的叠加,却出于天生的直觉和习惯。

而人类活动中最重要那个——爱,让桑德尔尤其担心。基因编辑会消解我们对“父母之爱”的理解。父母对孩子的爱包括两部分:“接受之爱”和“改变之爱”,前者指父母无条件接受孩子的模样,后者则指父母努力帮孩子提升生命的质量。桑德尔认为,当父母开始随意更改孩子的模样之时,就是“接受之爱”消逝之日。没有“接受之爱”的父母是糟糕的父母:他们对孩子有无限的控制欲,而孩子只是他们的工具。

桑德尔回归古典哲学对美德的追求,与其说是提供了一个伦理理论,毋宁说是上一代人在科学飞速发展时吐露的一种怀旧。某种意义上,他的理论是公共的,因为它号召保护的人类活动和美德,是人类共有且共同尊敬的。

但它却又是私人的:它或许能说服一些听众为人类长时间自豪的德性伤怀,却没有广泛的约束力,去指导生物学研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些被说服的听众,将会是拒绝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的最后一拨人。

结语

迅速发展生物技术将在未来为人类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物质上的,也包括每一个人类该如何理解自身。这种理解不应该关于抽象的集体,却实实在在影响到每一个具体生命对自身处境的理解。因此,我们更不应该把伦理让位于某个集权政府或组织,而是作为个人,开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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