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吧旧事

加拿大的假伦敦里,最该被烧掉的大概就是一个个Irish或者non-Irish 酒吧了。它们常常仅出售七八种啤酒,并且都一致地寡淡无味。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所谓的“印度淡色艾尔”,浓烈的啤酒花味配合着掺水的啤酒液,让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我宁愿喝青岛纯生。在十点之前,你也许还能和朋友们扯上几句犊子,但在那之后,整个酒吧便挤满了找不到服务生的酒客,向四周咆哮着传达没营养的笑话。每当这时,我便开始可怜起加拿大人;当然,我更可怜我自己。这时我看见一个朋友端着杯「时代」向我款款走来,我便又开始怀旧了。

我和朋友夏在鲁汶的生活能被分成几个主要阶段,阶段的划分取决于他当时所泡的不同女孩子。巧合的是,每一个阶段似乎都又和某个酒吧有着特别的联系。生活的展开和沉淀好似都发生在或围绕着这些大大小小的酒吧。你们一定想听夏泡妞的故事。但是我也有我的难处,对不对。我要保护他的隐私,这样他才不会把我的秘密透露出来报复我。所以很遗憾,我只能讲讲这些酒吧了。

Den Brosser应该是我们最早去的那家了。才到鲁汶不久时,哲学系中国学生的唯一一次酒吧聚会便在那里。很多酒吧不提供食物,但允许自带。我们在对门买了很多炸薯条,就着啤酒吃起来。记得那天晚上来了六七个人,聊了很多福科,聊了很多中国政治,也聊了很多似锦前途。其实大多数学哲学的人也很闷,之后便不怎么来往了。Den Brosser 有个弹子球游戏机。每次去上厕所都能看见,但是到离开鲁汶我都没玩过。它还有个特点是小便池和马桶间挨得特别近,几乎是逼着你给刚出来的人表演节目。有次夏约了两个日本姑娘,找我一起喝酒。其中一个到了局末才出现,穿着件鳄鱼牌红色毛衣。她几乎不怎么说话,和夏一样,所以我就记得这么多了。另一个姑娘叫「悠月」,表情动作有些夸张,说到激动之时,双手比出两支手枪,向夏射了两枪,好似动漫里的人物。

之后我们渐渐和一个教育系的叫珊珊的人熟了起来。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去一个叫「蓝猫」的爵士酒吧。我们总叫它「布鲁斯酒吧」。每周一晚上都会有乐队来表演爵士乐,可从头到尾我只听过一次现场。它太小了,能坐人的地方只有二十来平方。周一晚上很难挤进去。据说那个乐队表演完常说的一句话是「这是唯一让我非得说英语的酒吧。」那天我们三个人坐在拥挤的人群里,夏给珊珊画着肖像。他那时才开始学画画。笨拙的线条渐渐勾画出一幅滑稽的人脸。坐在一旁的酒客让夏给他也画一幅。我难以相信我的耳朵,更难相信我的眼睛。画毕,他笑着说:「画的真好,我会好好保存的!」卧槽。

珊珊是一位成熟女性,在她来读教育系之前,她已经在北京工作了些时间。她有句话让我记忆尤新:「要是在北京,像夏这种人,我都不会多看一眼!」我觉得「这种人」里,也包含了我。她像个大姐姐,无时无刻不在照顾身边人的感受,希望大家都能玩的愉快。我们常去她家吃火锅,直到有一天我和夏达成了「火锅是粗鄙食物的象征」的共识。她家里总是备足了食物和酒。我的印象里,在她家的那些聚会总是痛快的。那些聚会之后,我和夏一定会在某个建筑工地撒个野,然后骑着车,在风中继续未完的对话。

再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一位叫雅思姑娘加入了我们的喝酒队伍中。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产生一种「这帮人除了喝酒啥都不会做」的想法。这样的论断只能说几乎正确,因为我们也逛博物馆美术馆到处瞎走拍照片什么的。虽然在一起玩了很久,可我到现在也不是很了解这个人。她给我的感觉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奔波于各摄影展之间。但她又是我周围少有的能把缥缈和实际的东西区分开来的人:她现在在上海某医药公司工作,在某环上买了套房。

至从这个四人帮组建后,「条形码」就成了我们对抗经院派学术的根据地。条形码是个水烟酒吧。点一壶水烟可以坐着抽一晚上。抽水烟时,我喜欢喝点一杯茶,为接下来的畅饮做好准备。那个时候,我深陷爱情的苦海,趁大家都喝高了,拉着所有人给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念卡夫卡的《爱的险境》和博尔赫斯的《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丢人不是一点点。后来雅思把这事记在她日记里了,我的愚蠢形象就如此保留在人世间。我们也经常去「市中心的杰克」, 那是一个台球酒馆,算是比较大的了。我们有时打打台球,每次都以我或着我队的失败而告终,以至于我再也不想参与这类不公平的比赛游戏。于是我们大部分在「市中心的杰克」的时间都是坐在沙发上聊着海德格尔度过的。

后来雅思回国了,我去了哥本哈根,夏从哲学系转到了人工智能。我回到鲁汶时,珊珊和夏已经不怎么联系了。夏交了个女朋友,叫小柴。那段时间,我总去哲学系对门的「老干部酒吧」。之所以叫老干部酒吧,是因为里面的酒客平均年龄不低于五十岁,就连服务生看上去都至少五十岁。那个酒吧有个火炉,我喜欢坐在那个火炉边的桌子上,尽管它不比其他位置更温暖。有时我和珊珊在那见面,有时我和夏在那见面,有时我和新认识的人在那见面;只是无论如何,很少三个人聚在一起了。往日的热闹不在,喝酒也草草而止,没有了以前的痛快。

我还像往常那样度过每一天。白天去哲学系听几堂课,在图书馆翻几页书,去大广场或公园里上晒太阳。大广场上有个巨大的雕塑:一只甲虫被十米长的针戳死在广场中央,高高立起。公园里有棵树,长了张人脸,两支树干像双臂一样向上举起。天气好时,公园里弥漫着大麻的味道,味道在人群里穿梭。一次,我、夏、还有柴,买了三盒外卖,坐在公园的池塘边,用别人送的大麻叶卷了一只巨大的大麻烟,却找不到打火机。到处询问,借到一只打火机,三个人就一边看水里的大鸭子带着小鸭子游泳,一边递着烟卷吧嗒吧嗒起来。夏后来把外卖的汤汁到了一地,非常现眼。我问夏从哲学系转到计算机系是怎样的感觉。他说很忙。他给我的感觉还是很迷茫,虽然说找不到工作的迷茫和学哲学的迷茫不是一种迷茫。我问他要不要晚上一起喝一杯。他拒绝了,说要做作业。

要离开鲁汶最后的那几天里,我、珊珊、夏最后一次一起喝酒。我们在一个从未去过的阴暗酒吧里,继续谈论着那些翻来覆去扯了无数次的古老问题,好似这不是最后一次,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结语。那天没有酣畅的对话和快乐的痛饮。被老板赶出来后,我们是不是自己又买了一堆啤酒在马路上瞎溜达?记不得了,总之分离时天已微亮。

You Are Taxted

很久没吃麦当劳了。今天去买菜时顺便吃了一顿。看见疲惫的麦当劳员工疲惫地帮我点餐,想到了一个萍水相逢的人:Drew。

那时候真是穷啊。没有钱交学费,只得到快餐店打工。我就是在那里遇到Drew的。他才入职的那几天,沉默寡言,只对顾客微笑着小声说话。那个餐馆卖的是一种和Kebab几乎一模一样的食物。最开始让我注意到这个小伙子的,是他缓慢的工作节奏——他缓慢地把烤肉放在面饼上,缓慢地添加蔬菜,缓慢地淋上希腊青瓜酸乳酪醬汁。他的迟缓让我对他的智力有些怀疑。我向来是厌恶愚蠢的人的。

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他看到纽约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他说这个作品是个带把手的机器,机器里装满了硬币,而当一个人不断转动把手时,那些硬币就会掉落出来。大概一小时掉五美元。Drew问我这是不是对我们在做的无聊工作的隐喻。从那时起我便喜欢上了这个小伙。

每当工作有了空闲,我就找他聊天。我记得他比我小两岁。他以前得过抑郁症,曾在一年里卧床不起。他说他要在脚踝处文上一条锁链,以纪念这段历史。他很幽默,总能用精准的言语生动地描画出一幅荒诞的情景,让生活的苦难化解在笑声里。他的对词汇熟稔的把玩总让我心生敬意。我对他说:你应该读大学的。他说他没有这个自信。他有个在网上认识的女朋友,她和他妈妈有时开车接他回家。一次他说他在网上看到日本人已经不约会了,因为没有时间,「我不明白,怎么可能连约会的时间都没有!?」

可是我们终究没有成为朋友。我总是被穷困和生活本身所困扰,没有精力去维系任何的友谊。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酒吧的读诗会上。那时我已经辞职,他刚从快餐店赶来。我们点了沙拉和啤酒,聊着我离开后快餐店的情况。他说他们又招了一个中国学生。读诗会上的一个女服务生很美,她在中场的时候站在雪夜里抽着烟。

之后他发过一条短信。我没有回他。我的旧手机总是丢失短信,但是这条短信竟莫名其妙地一直保留着。

无论如何,我希望他现在过得好。

都是为了科学:危地马拉人体实验


左:一名女性精神病患者的梅毒性硬下疳。她两次暴露于梅毒,经过一些治疗后去世。右:2016年9月3日,危地马拉梅毒实验诉讼的一位原告,时年91岁,坐在他儿子家的走廊上。照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Photo by Carlos Duarte



“波塔(Berta)是精神病院的一名女病人。

“1948年2月,她的左臂被注射了梅毒。一个月后,她患上了疥疮(由螨虫引起的皮肤瘙痒感染)。

“又过了几个星期,卡特勒医生发现,注射梅毒的位置出现了红肿,而波塔的手臂和腿出现了皮肤损伤。她的皮肤愈发不健康,从身体剥离。波塔在注射梅毒三个月后,才得到治疗。不久后,在8月23日,卡特勒(John Culter)医生写道,波塔看起来好像要死了,但他没有说明具体原因。

“同一天,卡特勒将另一名男性受试者的淋病脓液放入波塔的双眼,尿道和直肠。他还再一次用梅毒感染了她。几天后,波塔的眼睛充满了淋病的脓液,她的尿道出血。

“三天后,8月27日,波塔死了。” [1]


梅毒导致的皮肤损伤/Wel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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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吉之死:一场引发刑事诉讼的实验室事故

十年前的今天,当西哈巴诺·桑吉(Sheharbano Sangji)走进分子科学楼4211实验室时,初入新校园的快乐心情可能还尚未完全消去。她收到助理研究员的聘书,在十月中旬加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帕特里克·哈兰(Patrick Harran)教授的实验室。哈兰教授年轻有为,在2008年7月,即将过三十八岁生日时,被UCLA聘为D. J. & J. M. Cram基金教授,从德州大学搬到洛杉矶,手握320万美元启动经费。

对于师徒两人,洛杉矶都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始。然而,一系列回头想起来甚至有些愚蠢的疏忽,让徒弟丢了性命;而师傅和学校,则因违反实验室安全条例,遭到刑事指控。诉讼长达六年之久,直到今年九月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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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究竟哪里不道德(二):对话伦理学家

时至今日,各方调查结果还未公布,贺建奎本人在香港峰会后也不知踪影。在等待相关机构调查之时,我邀请到六位生物伦理学家深度剖析,共同讨论基因编辑技术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怎样的伦理挑战。

这六位伦理学家,分别为大连理工大学伦理学教授王国豫,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翟晓梅,纽约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马修·廖(Matthew Liao),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皮特·辛格(Peter Singer),牛津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朱利安·萨瓦莱斯库(Julian Savulescu)和哈佛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格林·科恩(Glenn Cohen)。

对于贺建奎的具体、单个实验是否道德,社会和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第一,目前CRISPR技术用于人体仍有巨大风险;第二,HIV病毒在体外受精过程中,已经通过洗精去除,再做基因编辑无必要;第三,知情同意情况并不明确。

本文要探讨的,是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可能将对人类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对人类社会带来的伦理挑战。

对于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探讨刚刚开始,亟待科学家、伦理学家、法学家、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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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的闭环

“中国对艾滋病的认知太落后了。欧美国家五年前就开始谈PrEP(暴露前预防),而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还不知道PEP(暴露后预防)是什么。”流逝对我说。我们坐在一个鸡尾酒餐吧里,光线昏暗,周围放着轻节奏的音乐。

这个餐吧是整个同性恋多元文化中心的一小部分。除了餐吧,活动中心还有夜店、艺术展览馆、社群活动室,以及艾滋病快检室。流逝是这个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

乌拉圭中国简介三十周年展一隅/Des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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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与公正

站在哈佛广场支持“平权法案”的学生

哈佛申请季刚刚落幕,不久前告一段落的哈佛亚裔招生歧视案愈加受关注。普遍认为,此次诉讼不仅涉及招生,更是在讨论高校校园的歧视、偏见和多样化,同时也是在测试最高法院对于高等教育平权政策究竟有多坚定。

哈佛大学正经历一场复杂的审判。

诉讼由学生公平录取促进会(SFFA)在2014年提起,控告哈佛大学录取本科生时歧视亚裔美国人。今年10月,诉讼正式开庭,举证辩论长达15天,直至11月初。波士顿联邦法院最早将于明年春季给出判决。

回到刚刚结束的庭审现场外,两支游行队伍分别集聚波士顿的两个广场,更直观地展现出庭审双方观点的微妙差异。

科普利广场上,聚集着一些中国面孔的人们。不同的是,他们手持星条旗,举着红蓝基调的纸板,纸板上写着:“我的种族不该对我的大学申请不利”。两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拉着一条横幅,横幅标语“停止种族歧视!为什么只有亚裔美国人(受歧视)?”的周围,是几十个签名——主要是中国人的名字。

在查尔斯河的另一岸,两百余哈佛学生聚集在哈佛广场上。除了华裔,也有其他亚裔,他们的祖辈来自南亚、东南亚。洁西卡·唐(Jessica Tang)是集会的一员,她对美国的种族歧视不乏认识:“在美国,不光是在K-12阶段,在大学里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他们也举着标语:“多元不是歧视”,或者“华人支持种族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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