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假伦敦里，最该被烧掉的大概就是一个个Irish或者non-Irish 酒吧了。它们常常仅出售七八种啤酒，并且都一致地寡淡无味。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所谓的“印度淡色艾尔”，浓烈的啤酒花味配合着掺水的啤酒液，让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我宁愿喝青岛纯生。在十点之前，你也许还能和朋友们扯上几句犊子，但在那之后，整个酒吧便挤满了找不到服务生的酒客，向四周咆哮着传达没营养的笑话。每当这时，我便开始可怜起加拿大人；当然，我更可怜我自己。这时我看见一个朋友端着杯「时代」向我款款走来，我便又开始怀旧了。
我和朋友夏在鲁汶的生活能被分成几个主要阶段，阶段的划分取决于他当时所泡的不同女孩子。巧合的是，每一个阶段似乎都又和某个酒吧有着特别的联系。生活的展开和沉淀好似都发生在或围绕着这些大大小小的酒吧。你们一定想听夏泡妞的故事。但是我也有我的难处，对不对。我要保护他的隐私，这样他才不会把我的秘密透露出来报复我。所以很遗憾，我只能讲讲这些酒吧了。
Den Brosser应该是我们最早去的那家了。才到鲁汶不久时，哲学系中国学生的唯一一次酒吧聚会便在那里。很多酒吧不提供食物，但允许自带。我们在对门买了很多炸薯条，就着啤酒吃起来。记得那天晚上来了六七个人，聊了很多福科，聊了很多中国政治，也聊了很多似锦前途。其实大多数学哲学的人也很闷，之后便不怎么来往了。Den Brosser 有个弹子球游戏机。每次去上厕所都能看见，但是到离开鲁汶我都没玩过。它还有个特点是小便池和马桶间挨得特别近，几乎是逼着你给刚出来的人表演节目。有次夏约了两个日本姑娘，找我一起喝酒。其中一个到了局末才出现，穿着件鳄鱼牌红色毛衣。她几乎不怎么说话，和夏一样，所以我就记得这么多了。另一个姑娘叫「悠月」，表情动作有些夸张，说到激动之时，双手比出两支手枪，向夏射了两枪，好似动漫里的人物。
之后我们渐渐和一个教育系的叫珊珊的人熟了起来。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去一个叫「蓝猫」的爵士酒吧。我们总叫它「布鲁斯酒吧」。每周一晚上都会有乐队来表演爵士乐，可从头到尾我只听过一次现场。它太小了，能坐人的地方只有二十来平方。周一晚上很难挤进去。据说那个乐队表演完常说的一句话是「这是唯一让我非得说英语的酒吧。」那天我们三个人坐在拥挤的人群里，夏给珊珊画着肖像。他那时才开始学画画。笨拙的线条渐渐勾画出一幅滑稽的人脸。坐在一旁的酒客让夏给他也画一幅。我难以相信我的耳朵，更难相信我的眼睛。画毕，他笑着说：「画的真好，我会好好保存的！」卧槽。
珊珊是一位成熟女性，在她来读教育系之前，她已经在北京工作了些时间。她有句话让我记忆尤新：「要是在北京，像夏这种人，我都不会多看一眼！」我觉得「这种人」里，也包含了我。她像个大姐姐，无时无刻不在照顾身边人的感受，希望大家都能玩的愉快。我们常去她家吃火锅，直到有一天我和夏达成了「火锅是粗鄙食物的象征」的共识。她家里总是备足了食物和酒。我的印象里，在她家的那些聚会总是痛快的。那些聚会之后，我和夏一定会在某个建筑工地撒个野，然后骑着车，在风中继续未完的对话。
再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一位叫雅思姑娘加入了我们的喝酒队伍中。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产生一种「这帮人除了喝酒啥都不会做」的想法。这样的论断只能说几乎正确，因为我们也逛博物馆美术馆到处瞎走拍照片什么的。虽然在一起玩了很久，可我到现在也不是很了解这个人。她给我的感觉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奔波于各摄影展之间。但她又是我周围少有的能把缥缈和实际的东西区分开来的人：她现在在上海某医药公司工作，在某环上买了套房。
至从这个四人帮组建后，「条形码」就成了我们对抗经院派学术的根据地。条形码是个水烟酒吧。点一壶水烟可以坐着抽一晚上。抽水烟时，我喜欢喝点一杯茶，为接下来的畅饮做好准备。那个时候，我深陷爱情的苦海，趁大家都喝高了，拉着所有人给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念卡夫卡的《爱的险境》和博尔赫斯的《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丢人不是一点点。后来雅思把这事记在她日记里了，我的愚蠢形象就如此保留在人世间。我们也经常去「市中心的杰克」, 那是一个台球酒馆，算是比较大的了。我们有时打打台球，每次都以我或着我队的失败而告终，以至于我再也不想参与这类不公平的比赛游戏。于是我们大部分在「市中心的杰克」的时间都是坐在沙发上聊着海德格尔度过的。
后来雅思回国了，我去了哥本哈根，夏从哲学系转到了人工智能。我回到鲁汶时，珊珊和夏已经不怎么联系了。夏交了个女朋友，叫小柴。那段时间，我总去哲学系对门的「老干部酒吧」。之所以叫老干部酒吧，是因为里面的酒客平均年龄不低于五十岁，就连服务生看上去都至少五十岁。那个酒吧有个火炉，我喜欢坐在那个火炉边的桌子上，尽管它不比其他位置更温暖。有时我和珊珊在那见面，有时我和夏在那见面，有时我和新认识的人在那见面；只是无论如何，很少三个人聚在一起了。往日的热闹不在，喝酒也草草而止，没有了以前的痛快。
我还像往常那样度过每一天。白天去哲学系听几堂课，在图书馆翻几页书，去大广场或公园里上晒太阳。大广场上有个巨大的雕塑：一只甲虫被十米长的针戳死在广场中央，高高立起。公园里有棵树，长了张人脸，两支树干像双臂一样向上举起。天气好时，公园里弥漫着大麻的味道，味道在人群里穿梭。一次，我、夏、还有柴，买了三盒外卖，坐在公园的池塘边，用别人送的大麻叶卷了一只巨大的大麻烟，却找不到打火机。到处询问，借到一只打火机，三个人就一边看水里的大鸭子带着小鸭子游泳，一边递着烟卷吧嗒吧嗒起来。夏后来把外卖的汤汁到了一地，非常现眼。我问夏从哲学系转到计算机系是怎样的感觉。他说很忙。他给我的感觉还是很迷茫，虽然说找不到工作的迷茫和学哲学的迷茫不是一种迷茫。我问他要不要晚上一起喝一杯。他拒绝了，说要做作业。
要离开鲁汶最后的那几天里，我、珊珊、夏最后一次一起喝酒。我们在一个从未去过的阴暗酒吧里，继续谈论着那些翻来覆去扯了无数次的古老问题，好似这不是最后一次，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结语。那天没有酣畅的对话和快乐的痛饮。被老板赶出来后，我们是不是自己又买了一堆啤酒在马路上瞎溜达？记不得了，总之分离时天已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