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塔（Berta）是精神病院的一名女病人。
“1948年2月，她的左臂被注射了梅毒。一个月后，她患上了疥疮（由螨虫引起的皮肤瘙痒感染）。
“又过了几个星期，卡特勒医生发现，注射梅毒的位置出现了红肿，而波塔的手臂和腿出现了皮肤损伤。她的皮肤愈发不健康，从身体剥离。波塔在注射梅毒三个月后，才得到治疗。不久后，在8月23日，卡特勒（John Culter）医生写道，波塔看起来好像要死了，但他没有说明具体原因。
“同一天，卡特勒将另一名男性受试者的淋病脓液放入波塔的双眼，尿道和直肠。他还再一次用梅毒感染了她。几天后，波塔的眼睛充满了淋病的脓液，她的尿道出血。
“三天后，8月27日，波塔死了。” [1]
十年前的今天，当西哈巴诺·桑吉（Sheharbano Sangji）走进分子科学楼4211实验室时，初入新校园的快乐心情可能还尚未完全消去。她收到助理研究员的聘书，在十月中旬加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帕特里克·哈兰（Patrick Harran）教授的实验室。哈兰教授年轻有为，在2008年7月，即将过三十八岁生日时，被UCLA聘为D. J. & J. M. Cram基金教授，从德州大学搬到洛杉矶，手握320万美元启动经费。
对于师徒两人，洛杉矶都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始。然而，一系列回头想起来甚至有些愚蠢的疏忽，让徒弟丢了性命；而师傅和学校，则因违反实验室安全条例，遭到刑事指控。诉讼长达六年之久，直到今年九月结案。
继续阅读“桑吉之死：一场引发刑事诉讼的实验室事故”时至今日，各方调查结果还未公布，贺建奎本人在香港峰会后也不知踪影。在等待相关机构调查之时，我邀请到六位生物伦理学家深度剖析，共同讨论基因编辑技术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怎样的伦理挑战。
这六位伦理学家，分别为大连理工大学伦理学教授王国豫，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翟晓梅，纽约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马修·廖（Matthew Liao），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皮特·辛格（Peter Singer），牛津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朱利安·萨瓦莱斯库（Julian Savulescu）和哈佛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格林·科恩（Glenn Cohen）。
对于贺建奎的具体、单个实验是否道德，社会和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第一，目前CRISPR技术用于人体仍有巨大风险；第二，HIV病毒在体外受精过程中，已经通过洗精去除，再做基因编辑无必要；第三，知情同意情况并不明确。
本文要探讨的，是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可能将对人类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对人类社会带来的伦理挑战。
对于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探讨刚刚开始，亟待科学家、伦理学家、法学家、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
继续阅读“基因编辑究竟哪里不道德（二）：对话伦理学家”“中国对艾滋病的认知太落后了。欧美国家五年前就开始谈PrEP（暴露前预防），而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还不知道PEP（暴露后预防）是什么。”流逝对我说。我们坐在一个鸡尾酒餐吧里，光线昏暗，周围放着轻节奏的音乐。
这个餐吧是整个同性恋多元文化中心的一小部分。除了餐吧，活动中心还有夜店、艺术展览馆、社群活动室，以及艾滋病快检室。流逝是这个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
哈佛申请季刚刚落幕，不久前告一段落的哈佛亚裔招生歧视案愈加受关注。普遍认为，此次诉讼不仅涉及招生，更是在讨论高校校园的歧视、偏见和多样化，同时也是在测试最高法院对于高等教育平权政策究竟有多坚定。
哈佛大学正经历一场复杂的审判。
诉讼由学生公平录取促进会（SFFA）在2014年提起，控告哈佛大学录取本科生时歧视亚裔美国人。今年10月，诉讼正式开庭，举证辩论长达15天，直至11月初。波士顿联邦法院最早将于明年春季给出判决。
回到刚刚结束的庭审现场外，两支游行队伍分别集聚波士顿的两个广场，更直观地展现出庭审双方观点的微妙差异。
科普利广场上，聚集着一些中国面孔的人们。不同的是，他们手持星条旗，举着红蓝基调的纸板，纸板上写着：“我的种族不该对我的大学申请不利”。两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拉着一条横幅，横幅标语“停止种族歧视！为什么只有亚裔美国人（受歧视）？”的周围，是几十个签名——主要是中国人的名字。
在查尔斯河的另一岸，两百余哈佛学生聚集在哈佛广场上。除了华裔，也有其他亚裔，他们的祖辈来自南亚、东南亚。洁西卡·唐（Jessica Tang）是集会的一员，她对美国的种族歧视不乏认识：“在美国，不光是在K-12阶段，在大学里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他们也举着标语：“多元不是歧视”，或者“华人支持种族公正”。
继续阅读“族裔与公正”本月15日，哈佛医学院和布莱根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结束了对原哈佛大学教授、再生医学中心主任Piero Anversa的论文的调查，认为他发表的文章中，有31篇涉嫌歪曲或伪造数据，建议各大医学期刊撤回已发表论文。
由于中国在心脏干细胞研究上的投入巨大，此学术不端事件在国内也引起轩然大波。据《中国新闻周刊》，北京一家权威医疗机构从事心血管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员表示：从2000年开始，国家自然基金委资助的“心脏干细胞”相关课题每年都有，从2003年开始，每年资助金额超过200万；从2010年之后，每年资助金额超过1000万。2000~2018年总资助金额在1亿以上。
什么是心脏干细胞（Cardiac Stem Cell）？此次哈佛大学撤稿对与心脏相关的干细胞研究意味着什么？
继续阅读“哈佛撤稿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Dorancy女士和未婚夫在确认了婚礼宾客名单之后，决定还是离开这些支持特朗普的亲戚们，去意大利结婚。
Dorancy女士十年前从加纳移民到美国，成为了美国公民。得知特朗普选举胜利，她感觉自己被这个国家拒绝了。她感觉，这个国家里，自己和别人是不平等的。
所以，在婚礼这个最重要的日子，她不希望看到那些亲戚晃悠在自己身边——眼不见心不烦。
继续阅读“2016年，谁毁了美国人的感恩节？”这几天，虎嗅网的一篇文章称，一名孕妇做了华大基因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结果显示“低风险”，但婴儿出生后却显示患有“13号染色体长臂缺失综合症”。该文章引发人们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的激烈讨论。自此，对华大基因的质疑、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NIPT）的声讨，以及华大基因的反击，各种声音混杂一起。
我找到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发明者卢煜明（Dennis Lo）教授，请他对无创产前检测技术当下的应用状况进行讲解，希望为目前的争论提供一些情绪之外的思考和讨论。
继续阅读“我和卢煜明聊了聊无创基因检测”大概一年前，我被一则「人工智能小冰出版诗集」的新闻吸引。新闻报道说微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小冰」，通过图像识别和文本生成，能快速创作诗歌，而这些诗歌经过挑选，汇成一册，竟得以出版。这则新闻引发很多讨论：工程师们打趣说人工智能不仅仅会下棋也可以写诗创作了，诗人们却说小冰的诗没有灵性，哗众取宠罢了，诗人不可替代。
这个新闻让我为之一动，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产品逻辑：之前的「拟人化」人工智能产品，像Siri，Cortana，都是为帮助人类完成某些工作而出现；小冰却很有野心，想要做到那些我们以为只有人才能做到的事，比如写诗。
小冰陪聊时，也并不总是帮你：当你问她几点时，她会说：「这也要问我？自己看呗。」对我来说，似乎这样的小冰更像一个真实的朋友。
微软公司今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小冰在全球目前有超过6亿的用户，而单次聊天的平均长度由2014年的5个回合，上升到了2017年的23回合，而业界其他语音助手只有3轮。23个回合对两个人类来说并不长。如果你和小冰聊过天，也会发现你和她的对话也还有很多不流畅的地方。
我希望知道自然语言处理现在面临哪些技术瓶颈，使得小冰以目前的形态面向用户；同时，我也好奇微软正在做什么工作，以进一步提升小冰的作诗和对话的能力。于是，我和微软小冰的首席科学家宋睿华博士面对面坐在了一起。宋睿华博士2016年与傅建龙共同研发了小冰写诗的算法，并在之后加入微软小冰团队，参与到人工智能的性格塑造和人工智能的多感官多模态研究中。
小冰在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有当地独特的版本，比如美国的Zo和日本的凛菜。每个国家的人工智能系统分别由当地团队研发，因为不同的文化和语言特点，都独具特色：比如，Zo会考虑「政治正确」而尽量避免对种族问题发表意见，凛菜则会显得彬彬有礼，写诗也以日本的俳句为主。这里，我们仅对中国的小冰做讨论。
继续阅读“微软聊天AI小冰：为什么说话越多，越容易出错？”2050年，全球86%的极端贫困人口将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除非说明，本文”非洲”皆指撒哈拉以南非洲）。这是盖茨基金会9月18最新发布的《目标守卫者》报告的估计。
这意味着，未来将有大量年轻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的区域：据2015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数据，非洲15-24岁的青年占世界青年人口的19%，约2. 26亿人。到2030年，非洲青年人口数量将占全世界青年人口的42%。
继续阅读“人力资本投资将是解决非洲贫困的关键”2018年11月26日，中国教授贺建奎首次在人类身上完成基因编辑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贺教授也成为众矢之的。科学共同体内，“不伦理”的批评声不绝于耳，更有一百余位科学工作者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该研究的“疯狂”：“（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进行人胚胎改造）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门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
可是，他们说的“伦理”究竟是什么？伙计，我是说除了“《中国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明确规定不许编辑人类基因”、“欧美科学家分别谴责”以外，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基因编辑？
编辑人类基因究竟哪里不道德？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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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假伦敦里，最该被烧掉的大概就是一个个Irish或者non-Irish 酒吧了。它们常常仅出售七八种啤酒，并且都一致地寡淡无味。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所谓的“印度淡色艾尔”，浓烈的啤酒花味配合着掺水的啤酒液，让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我宁愿喝青岛纯生。在十点之前，你也许还能和朋友们扯上几句犊子，但在那之后，整个酒吧便挤满了找不到服务生的酒客，向四周咆哮着传达没营养的笑话。每当这时，我便开始可怜起加拿大人；当然，我更可怜我自己。这时我看见一个朋友端着杯「时代」向我款款走来，我便又开始怀旧了。
我和朋友夏在鲁汶的生活能被分成几个主要阶段，阶段的划分取决于他当时所泡的不同女孩子。巧合的是，每一个阶段似乎都又和某个酒吧有着特别的联系。生活的展开和沉淀好似都发生在或围绕着这些大大小小的酒吧。你们一定想听夏泡妞的故事。但是我也有我的难处，对不对。我要保护他的隐私，这样他才不会把我的秘密透露出来报复我。所以很遗憾，我只能讲讲这些酒吧了。
Den Brosser应该是我们最早去的那家了。才到鲁汶不久时，哲学系中国学生的唯一一次酒吧聚会便在那里。很多酒吧不提供食物，但允许自带。我们在对门买了很多炸薯条，就着啤酒吃起来。记得那天晚上来了六七个人，聊了很多福科，聊了很多中国政治，也聊了很多似锦前途。其实大多数学哲学的人也很闷，之后便不怎么来往了。Den Brosser 有个弹子球游戏机。每次去上厕所都能看见，但是到离开鲁汶我都没玩过。它还有个特点是小便池和马桶间挨得特别近，几乎是逼着你给刚出来的人表演节目。有次夏约了两个日本姑娘，找我一起喝酒。其中一个到了局末才出现，穿着件鳄鱼牌红色毛衣。她几乎不怎么说话，和夏一样，所以我就记得这么多了。另一个姑娘叫「悠月」，表情动作有些夸张，说到激动之时，双手比出两支手枪，向夏射了两枪，好似动漫里的人物。
之后我们渐渐和一个教育系的叫珊珊的人熟了起来。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去一个叫「蓝猫」的爵士酒吧。我们总叫它「布鲁斯酒吧」。每周一晚上都会有乐队来表演爵士乐，可从头到尾我只听过一次现场。它太小了，能坐人的地方只有二十来平方。周一晚上很难挤进去。据说那个乐队表演完常说的一句话是「这是唯一让我非得说英语的酒吧。」那天我们三个人坐在拥挤的人群里，夏给珊珊画着肖像。他那时才开始学画画。笨拙的线条渐渐勾画出一幅滑稽的人脸。坐在一旁的酒客让夏给他也画一幅。我难以相信我的耳朵，更难相信我的眼睛。画毕，他笑着说：「画的真好，我会好好保存的！」卧槽。
珊珊是一位成熟女性，在她来读教育系之前，她已经在北京工作了些时间。她有句话让我记忆尤新：「要是在北京，像夏这种人，我都不会多看一眼！」我觉得「这种人」里，也包含了我。她像个大姐姐，无时无刻不在照顾身边人的感受，希望大家都能玩的愉快。我们常去她家吃火锅，直到有一天我和夏达成了「火锅是粗鄙食物的象征」的共识。她家里总是备足了食物和酒。我的印象里，在她家的那些聚会总是痛快的。那些聚会之后，我和夏一定会在某个建筑工地撒个野，然后骑着车，在风中继续未完的对话。
再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一位叫雅思姑娘加入了我们的喝酒队伍中。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产生一种「这帮人除了喝酒啥都不会做」的想法。这样的论断只能说几乎正确，因为我们也逛博物馆美术馆到处瞎走拍照片什么的。虽然在一起玩了很久，可我到现在也不是很了解这个人。她给我的感觉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奔波于各摄影展之间。但她又是我周围少有的能把缥缈和实际的东西区分开来的人：她现在在上海某医药公司工作，在某环上买了套房。
至从这个四人帮组建后，「条形码」就成了我们对抗经院派学术的根据地。条形码是个水烟酒吧。点一壶水烟可以坐着抽一晚上。抽水烟时，我喜欢喝点一杯茶，为接下来的畅饮做好准备。那个时候，我深陷爱情的苦海，趁大家都喝高了，拉着所有人给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念卡夫卡的《爱的险境》和博尔赫斯的《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丢人不是一点点。后来雅思把这事记在她日记里了，我的愚蠢形象就如此保留在人世间。我们也经常去「市中心的杰克」, 那是一个台球酒馆，算是比较大的了。我们有时打打台球，每次都以我或着我队的失败而告终，以至于我再也不想参与这类不公平的比赛游戏。于是我们大部分在「市中心的杰克」的时间都是坐在沙发上聊着海德格尔度过的。
后来雅思回国了，我去了哥本哈根，夏从哲学系转到了人工智能。我回到鲁汶时，珊珊和夏已经不怎么联系了。夏交了个女朋友，叫小柴。那段时间，我总去哲学系对门的「老干部酒吧」。之所以叫老干部酒吧，是因为里面的酒客平均年龄不低于五十岁，就连服务生看上去都至少五十岁。那个酒吧有个火炉，我喜欢坐在那个火炉边的桌子上，尽管它不比其他位置更温暖。有时我和珊珊在那见面，有时我和夏在那见面，有时我和新认识的人在那见面；只是无论如何，很少三个人聚在一起了。往日的热闹不在，喝酒也草草而止，没有了以前的痛快。
我还像往常那样度过每一天。白天去哲学系听几堂课，在图书馆翻几页书，去大广场或公园里上晒太阳。大广场上有个巨大的雕塑：一只甲虫被十米长的针戳死在广场中央，高高立起。公园里有棵树，长了张人脸，两支树干像双臂一样向上举起。天气好时，公园里弥漫着大麻的味道，味道在人群里穿梭。一次，我、夏、还有柴，买了三盒外卖，坐在公园的池塘边，用别人送的大麻叶卷了一只巨大的大麻烟，却找不到打火机。到处询问，借到一只打火机，三个人就一边看水里的大鸭子带着小鸭子游泳，一边递着烟卷吧嗒吧嗒起来。夏后来把外卖的汤汁到了一地，非常现眼。我问夏从哲学系转到计算机系是怎样的感觉。他说很忙。他给我的感觉还是很迷茫，虽然说找不到工作的迷茫和学哲学的迷茫不是一种迷茫。我问他要不要晚上一起喝一杯。他拒绝了，说要做作业。
要离开鲁汶最后的那几天里，我、珊珊、夏最后一次一起喝酒。我们在一个从未去过的阴暗酒吧里，继续谈论着那些翻来覆去扯了无数次的古老问题，好似这不是最后一次，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结语。那天没有酣畅的对话和快乐的痛饮。被老板赶出来后，我们是不是自己又买了一堆啤酒在马路上瞎溜达？记不得了，总之分离时天已微亮。
很久没吃麦当劳了。今天去买菜时顺便吃了一顿。看见疲惫的麦当劳员工疲惫地帮我点餐，想到了一个萍水相逢的人：Drew。
那时候真是穷啊。没有钱交学费，只得到快餐店打工。我就是在那里遇到Drew的。他才入职的那几天，沉默寡言，只对顾客微笑着小声说话。那个餐馆卖的是一种和Kebab几乎一模一样的食物。最开始让我注意到这个小伙子的，是他缓慢的工作节奏——他缓慢地把烤肉放在面饼上，缓慢地添加蔬菜，缓慢地淋上希腊青瓜酸乳酪醬汁。他的迟缓让我对他的智力有些怀疑。我向来是厌恶愚蠢的人的。
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他看到纽约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他说这个作品是个带把手的机器，机器里装满了硬币，而当一个人不断转动把手时，那些硬币就会掉落出来。大概一小时掉五美元。Drew问我这是不是对我们在做的无聊工作的隐喻。从那时起我便喜欢上了这个小伙。
每当工作有了空闲，我就找他聊天。我记得他比我小两岁。他以前得过抑郁症，曾在一年里卧床不起。他说他要在脚踝处文上一条锁链，以纪念这段历史。他很幽默，总能用精准的言语生动地描画出一幅荒诞的情景，让生活的苦难化解在笑声里。他的对词汇熟稔的把玩总让我心生敬意。我对他说：你应该读大学的。他说他没有这个自信。他有个在网上认识的女朋友，她和他妈妈有时开车接他回家。一次他说他在网上看到日本人已经不约会了，因为没有时间，「我不明白，怎么可能连约会的时间都没有！？」
可是我们终究没有成为朋友。我总是被穷困和生活本身所困扰，没有精力去维系任何的友谊。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酒吧的读诗会上。那时我已经辞职，他刚从快餐店赶来。我们点了沙拉和啤酒，聊着我离开后快餐店的情况。他说他们又招了一个中国学生。读诗会上的一个女服务生很美，她在中场的时候站在雪夜里抽着烟。
之后他发过一条短信。我没有回他。我的旧手机总是丢失短信，但是这条短信竟莫名其妙地一直保留着。
无论如何，我希望他现在过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