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yu Jiang

每个月初，我都会收到Hans发来的邮件，邀请我去参加他举办的「Rouge Rope」活动 —— 一个位于比利时根特的BDSM交友活动。一般来说，你需要带一位同伴，然后就可以和一帮子人玩绳子。活动也没有特别严格的dress code，只说是你得make an effort，然后就是允许裸体。

我是读大学时，在布鲁塞尔的一个BDSM酒会上认识Hans的，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刻。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比利时的BDSM社群。作为留学生，我只在FetLife上动了动手指，就加入了鲁汶的当地社群。弗莱芒人大多是不和外国人接触的，但每个月的munch却非常多元。第一次参加时，一个坐我旁边的越南人主动打招呼道：「Hey, I am Dong. This is my slave Rachel」。酒桌上的人也会照顾不会说荷兰语的人，尽量说英语。在布鲁塞尔的酒会就更热闹了：你能同时听见法语、荷兰语、英语、中文的欢笑声。

更重要的是，你会发现，原来参加这些交友活动的都是「普通人」—— 他们是工程师、大学生、服务员、艺术家，他们也聊游戏、哲学、政治。只是恰好大家又都有某种性癖好罢了。

回国后，无论我怎么尝试，就是找不到这样的社群了。国内最近有个叫DeeperJoy的社群，开始宣传一些性亚文化。可是，它所传递的那些东西，总给人一种轻浮感，像是书店里摆放的装帧精美、翻译拙劣的外国小说。为什么咱们不能具体地、务实地、直白地BDSM呢？为什么咱们就不能走出网路，在某个酒吧举办一次munch，在某个阁楼自由地public play呢？

前段时间，一个朋友打算做一个open relationship社群，提到说现在大家的问题，就是把性看得太重了。性交不只是性交 —— 不是你想要A，我想要A，所以咱们互惠一下 —— 还牵扯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想象一下，你洗完澡从浴室出来，发现ta把你房间收拾了一遍。那种感觉，就像整个房间都糊上了屎。

我们大可不必把性看得这么严肃。走出去，开个munch吧。

“波塔（Berta）是精神病院的一名女病人。

“1948年2月，她的左臂被注射了梅毒。一个月后，她患上了疥疮（由螨虫引起的皮肤瘙痒感染）。

“又过了几个星期，卡特勒医生发现，注射梅毒的位置出现了红肿，而波塔的手臂和腿出现了皮肤损伤。她的皮肤愈发不健康，从身体剥离。波塔在注射梅毒三个月后，才得到治疗。不久后，在8月23日，卡特勒（John Culter）医生写道，波塔看起来好像要死了，但他没有说明具体原因。

“同一天，卡特勒将另一名男性受试者的淋病脓液放入波塔的双眼，尿道和直肠。他还再一次用梅毒感染了她。几天后，波塔的眼睛充满了淋病的脓液，她的尿道出血。

“三天后，8月27日，波塔死了。” [1]

继续阅读“都是为了科学：危地马拉人体实验”

十年前的今天，当西哈巴诺·桑吉（Sheharbano Sangji）走进分子科学楼4211实验室时，初入新校园的快乐心情可能还尚未完全消去。她收到助理研究员的聘书，在十月中旬加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帕特里克·哈兰（Patrick Harran）教授的实验室。哈兰教授年轻有为，在2008年7月，即将过三十八岁生日时，被UCLA聘为D. J. & J. M. Cram基金教授，从德州大学搬到洛杉矶，手握320万美元启动经费。

对于师徒两人，洛杉矶都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始。然而，一系列回头想起来甚至有些愚蠢的疏忽，让徒弟丢了性命；而师傅和学校，则因违反实验室安全条例，遭到刑事指控。诉讼长达六年之久，直到今年九月结案。

继续阅读“桑吉之死：一场引发刑事诉讼的实验室事故”

时至今日，各方调查结果还未公布，贺建奎本人在香港峰会后也不知踪影。在等待相关机构调查之时，我邀请到六位生物伦理学家深度剖析，共同讨论基因编辑技术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怎样的伦理挑战。

这六位伦理学家，分别为大连理工大学伦理学教授王国豫，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翟晓梅，纽约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马修·廖（Matthew Liao），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皮特·辛格（Peter Singer），牛津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朱利安·萨瓦莱斯库（Julian Savulescu）和哈佛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格林·科恩（Glenn Cohen）。

对于贺建奎的具体、单个实验是否道德，社会和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第一，目前CRISPR技术用于人体仍有巨大风险；第二，HIV病毒在体外受精过程中，已经通过洗精去除，再做基因编辑无必要；第三，知情同意情况并不明确。

本文要探讨的，是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可能将对人类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对人类社会带来的伦理挑战。

对于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探讨刚刚开始，亟待科学家、伦理学家、法学家、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

继续阅读“基因编辑究竟哪里不道德（二）：对话伦理学家”

“中国对艾滋病的认知太落后了。欧美国家五年前就开始谈PrEP（暴露前预防），而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还不知道PEP（暴露后预防）是什么。”流逝对我说。我们坐在一个鸡尾酒餐吧里，光线昏暗，周围放着轻节奏的音乐。

这个餐吧是整个同性恋多元文化中心的一小部分。除了餐吧，活动中心还有夜店、艺术展览馆、社群活动室，以及艾滋病快检室。流逝是这个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

继续阅读“歧视的闭环”

哈佛申请季刚刚落幕，不久前告一段落的哈佛亚裔招生歧视案愈加受关注。普遍认为，此次诉讼不仅涉及招生，更是在讨论高校校园的歧视、偏见和多样化，同时也是在测试最高法院对于高等教育平权政策究竟有多坚定。

哈佛大学正经历一场复杂的审判。

诉讼由学生公平录取促进会（SFFA）在2014年提起，控告哈佛大学录取本科生时歧视亚裔美国人。今年10月，诉讼正式开庭，举证辩论长达15天，直至11月初。波士顿联邦法院最早将于明年春季给出判决。

回到刚刚结束的庭审现场外，两支游行队伍分别集聚波士顿的两个广场，更直观地展现出庭审双方观点的微妙差异。

科普利广场上，聚集着一些中国面孔的人们。不同的是，他们手持星条旗，举着红蓝基调的纸板，纸板上写着：“我的种族不该对我的大学申请不利”。两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拉着一条横幅，横幅标语“停止种族歧视！为什么只有亚裔美国人（受歧视）？”的周围，是几十个签名——主要是中国人的名字。

在查尔斯河的另一岸，两百余哈佛学生聚集在哈佛广场上。除了华裔，也有其他亚裔，他们的祖辈来自南亚、东南亚。洁西卡·唐（Jessica Tang）是集会的一员，她对美国的种族歧视不乏认识：“在美国，不光是在K-12阶段，在大学里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他们也举着标语：“多元不是歧视”，或者“华人支持种族公正”。

继续阅读“族裔与公正”

本月15日，哈佛医学院和布莱根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结束了对原哈佛大学教授、再生医学中心主任Piero Anversa的论文的调查，认为他发表的文章中，有31篇涉嫌歪曲或伪造数据，建议各大医学期刊撤回已发表论文。

由于中国在心脏干细胞研究上的投入巨大，此学术不端事件在国内也引起轩然大波。据《中国新闻周刊》，北京一家权威医疗机构从事心血管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员表示：从2000年开始，国家自然基金委资助的“心脏干细胞”相关课题每年都有，从2003年开始，每年资助金额超过200万；从2010年之后，每年资助金额超过1000万。2000~2018年总资助金额在1亿以上。

什么是心脏干细胞（Cardiac Stem Cell）？此次哈佛大学撤稿对与心脏相关的干细胞研究意味着什么？

继续阅读“哈佛撤稿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